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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环球科学ScientificAmerican
威廉·弗兰奇·安德森(William French Anderson),这位现年 81 岁的医学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医学院,年轻时做过 DNA 双螺旋发现者弗兰西斯·克里克的学生,曾被称为“基因治疗之父”。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他受过白宫的嘉奖、上过《纽约时报》的头条、名下的科技公司以 3.25 亿美元的价格被瑞士知名药企收购、还做过著名科幻电影的科学顾问…。。。然而好景不长,2006 年,安德森被指控对实验室同事的小女儿实施长达 4 年的猥亵和性骚扰,被判入狱 14 年。他曾经拥有的荣誉和学术梦想,都随着铁窗生涯化为泡影。
2018 年 5 月,81 岁的安德森获得假释得以出狱,面对着如今基因治疗技术的蓬勃发展,他恍如隔世。在采访中他对记者说,“我曾在狱中构思了许多绝妙的研究课题,但是现在,能容下我的只有妻子的厨房。”
锒铛入狱
2004 年,安德森因涉嫌性侵被逮捕。他被指控在 1997 年至 2001 年间多次猥亵他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实验室同事的女儿:法庭上公诉人提供了一份录像资料,在这份录像中,安德森告诉被害人他所作的行为是她“无法逃避”的“纯粹的邪恶”。2007 年安德森被判 14 年监禁,并需要支付 68,000 美元的赔偿金。
但是安德森拒绝承认自己的罪行——他几乎每个晚上都在监狱的法律图书馆阅读以往的案卷,企图从这些案例中找到证据来为自己开脱。然而时间的流逝昭示着这种想法几乎已是不可能。“五年六年七年,直到变成入狱八年九年十年”,他说,“直到第十一年我开始意识到,我依然会继续呆在监狱里,(直到获得假释的资格)。”
曾经的学界大人物成了狱中犯人,安德森在牢狱生活中受到了不少人身威胁和直接的攻击。他是一名空手道爱好者,不错的身体状况和一点搏斗技巧让其他犯人敬而远之。但是生存并不仅仅是肉体无恙,事实上,失去自由,尤其是失去了科学研究和创造事物的自由,让安德森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安德森还抱有成功翻案的期望时,他如此确信不久就能重获自由,于是利用狱中的时间尝试构思研究计划,期望在出狱后回到南加州大学的实验室或者他合资创建的生物公司中继续从前的工作。2012 年,安德森曾在为自己辩护而开设的网站上发布了一篇文章。在文中他写道,一旦被无罪释放,他的“计划是回归基因疗法的工作中,继续研发能有效治疗癌症的基因治疗手段。”但如同这个如今已经被撤销的网站一样,安德森想要重获自由、回归科研的梦想也被时间磨平了。
同年,安德森最后一次上诉依旧以失败告终。他终于认清了现实:人们根本不会愿意给一个退出科学界近十年的前科技大佬发送入职邀请,更何况是年逾古稀的他。
追不上的技术更迭
安德森曾经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科学家,拥有非常敏锐的学术嗅觉。他毫不谦虚地夸奖自己:“我相信是上帝给了我能力,因此使用我的天赋就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他甚至有点儿自负地说,他不应该因自己拥有过人的天赋而得到任何嘉奖,一切成就仿佛是理所因当。早在哈佛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安德森就告诉他的学术导师,他将来想要通过给病人更换健康基因的方法治疗遗传性疾病。而他的确在多年后因为研究出了基因疗法而在学术圈名噪一时,这正证明了安德森卓越的眼光和科研技能。
然而十二年人身自由的剥夺让他错过了许多重大技术发明的节点。“我走出监狱看到这些关于基因治疗的文献,如同大梦初醒不知身在何处。” 假释出狱后在一次采访中安德森如是说。起初,安德森不愿意赞同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 的跨时代意义,他称这项伟大的发明事实上是“ 50 多年前的古老研究的必然结果”。毕竟,科学家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在细菌中发现了有基因剪切作用的限制性核酸内切酶,因此早有学者猜测在细菌中就存在类似 CRISPR 的抗病毒系统,“只不过没有人称这个机制为‘CRISPR‘”。我们早就知道细菌中有基因编辑工具,虽然发现的过程需要 50 年之久,但总有人会发现它”。
然而就算 CRISPR 的发现确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这项技术的意义仍不会因此而改变。无法跟随热点技术进行研究甚至没能成为初始研究团队的一员都意味着“基因编辑的安德森时代”已经过去。他最终承认,CRISPR 达到了他一直期望的效果,非常有可能成为他从哈佛大学时代就开始渴望研制的那种基因治疗技术——将健康的基因放入病毒,以病毒作为载体将健康基因送达人体内的目标靶点。安德森不得不承认:“曾经的基因治疗或许就是老古董了。”
备受质疑
安德森出狱后,或许会继续捡起那些因为判刑而中断的研究。然而事实并没有他想象中顺利。
在入狱前在南加利福尼亚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时,他曾经致力于研究一种基于白细胞介素-12 的药物,这种药物具有让小鼠在致死剂量的辐射下存活下来的潜在效力,即使是在动物接受了大量辐射后给药也能发挥期望的药效。除此之外,安德森还曾尝试研制癌症的基因疗法,通过病毒作媒介,将“沉睡者”基因运输到癌症细胞中,引发癌症细胞凋亡。
安德森回忆说:“当时我们设计了 80 多个基因突变型,存放在冰箱中随时可以进入下一步实验。但那时正碰上我被捕,这些样品就被闲置失活了。”他那用病毒向癌细胞运输自杀基因的设想也没来得及发表,“这些想法都还在我的脑子里”,他说,“但这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我现在 81 岁了,失去了自己的实验室。在当时,我们距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提起这些被中断的研究,安德森的回忆里充满了遗憾。
不仅如此,安德森失去了同僚的拥戴。在他获罪之前,大约有 200 位有名望的科学家与安德森的同事们联名写信声援,向法院担保安德森的正直的做派,并称自己为“弗兰奇·安德森的朋友们”。但是现在,当媒体请求采访时,没有一个人愿意出面讨论对他的指控。有人解释说:“没人愿意掺和进一个猥亵幼童的故事。”
厨房里的实验
随着时间的流逝,安德森想要回归科学界的希望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他说:“我不停地缩小我想要涉足的科学领域,能做的实验越来越少。最终我发现,我需要的不是自己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实验室,而是妻子的厨房:里面的用具就是我所需要的所有科研设备。”
这个曾经在美国著名的私立学府中拥有属于自己的实验室和课题组的“科学家”认为,在厨房进行的实验“延续了他在 1966 年的一些观察,”当时他正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未来的诺奖得主马歇尔·尼伦博格(Marshall Nirenberg)一起工作:加热一个装有 DNA 碱基 G 和 C 的试管,其中的试剂变成了固体,意味着试管中的 G 和 C 碱基形成了配对。而冷却之后,试剂又变成了液体。他认为自己可以利用厨房里的锅和炉灶,在这个简单的加热和冷却的过程中,窥见一个新的生命起源故事。
向记者讲述完这个令他“热血沸腾”的想法,安德森坐进沙发,身边一堆贴满了书签的学术期刊随着他的动作塌了下来——他需要在这里耗上一个小时,给自己脚腕上戴着的监视器充电,这样保释官才能知道这个被假释出监狱的犯人能够按照规矩行事。
他自始至终不愿提及自己的罪名,但是在狱中断送的时间和梦想是无人能够回避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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